從眾、服從與社會影響一覽表

從眾是什麼

從眾（conformity）是個體遵循團體的規範和準則。講得更白一點，日常生活的行為表現，幾乎都是遵守團體規範下的結果。

這件事跟團體規範綁在一起。規範如果沒辦法讓成員遵守，那也只是空文；所以從眾其實是規範能不能運作的關鍵。

有一點常被誤解：從眾不全是被迫的。成員常常是刻意改變行為，好符合團體的要求，裡面有主動的成分。

社會心理學特別關心的是多數人影響（majority influence）：團體裡的多數人對個別成員施加壓力，讓他服從某個立場。這也是接下來那個著名實驗處理的事。

Asch 的線條判斷實驗

Asch 想知道的是，當多數人的判斷明顯是錯的，個人會怎麼做。

做法是這樣。八位參與者參加一項叫「視覺區辨」的實驗，面前是一條標準線和三條比較線，任務是判斷哪一條跟標準線等長。其中一條一模一樣，另外兩條差很多，題目簡單到不可能答錯。

但除了一位之外，其他七人都是研究者找來的同謀，而那位不知情的參與者被排在最後才作答。團體重複這項任務 18 次，同謀在其中 12 次一個接一個大聲說出明顯錯誤的答案。

結果是，將近三分之一的關鍵反應跟著錯誤的多數走，只有四分之一的參與者從頭到尾堅持自己的判斷，有些人讓步的程度達到一半。

真正有說服力的是控制條件：沒有同謀、私下在紙上作答時，錯誤率不到 1%。題目沒有變，變的只有社會壓力。

實驗後的訪談也很清楚。參與者明明知道多數人的判斷跟自己不一樣，內心困惑、備感壓力，有人懷疑是不是自己誤解了指導語，有人開始質疑自己的視力。他們的從眾是「公開服從、內心不以為然」，把屈從當成尷尬處境下的最佳選擇。

規範式影響與訊息式影響的差別

人為什麼會從眾？研究把原因分成兩類，這組區分是這一章最實用的東西。

規範式影響（normative influence）是為了獲得社會酬賞、或逃避懲罰而順從他人的期待。最核心的酬賞是被喜歡、被接納。

它有一個運作前提：團體得某種程度監控得到你的行為。所以公開表態比匿名回應更能提高它的效力，反過來說，匿名會削弱它。Asch 控制條件的錯誤率驟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遵守規範也不只是怕罰或討好。守規範讓成員更清楚彼此的行動，讓關係裡的交換順利進行，這一層實用價值同樣在支撐它。

訊息式影響（informational influence）是把他人提供的訊息，當成判斷現實的合理證據而接受。它在幾種情況下最有效：環境曖昧、缺乏客觀的判斷標準、想減少不確定性、面對不熟悉的複雜問題，或者情況危急必須馬上行動卻缺乏知識。具專業知識的人在這種時候影響力特別大。

初到一間陌生的餐廳，先看別人怎麼點、怎麼取餐，就是訊息式影響。

Asch 的情境屬於哪一類？屬於規範式。從眾者自己說，他們這麼做是為了避免尷尬、不想被嘲笑，想得到接納或至少不被排擠。而且移開同謀之後他們就答對了，對線條長度的理解從來沒被改變過。

Sherif 的自發動作效應：規範怎麼被內化

在 Asch 之前幾年，Sherif 做過一個相反方向的研究，情境曖昧到極點。

在暗室裡凝視一個靜止的光點，多數人會「看見」它在飄移，這叫自發動作效應。因為沒有任何外在參考架構，光點移動了多少完全沒有客觀答案。

Sherif 先讓參與者單獨估計，差距極大。接著把他們分成三人一組，估計的範圍立刻縮小，趨近成一個共同值。這就是訊息式影響：沒有客觀標準的時候，別人的判斷就成了判斷現實的依據。

更有意思的是後續。一兩個星期後，參與者被單獨請回實驗室，他們仍然拿當初的團體規範當自己的判斷架構。有研究甚至發現一年後規範還在起作用。

跟 Asch 對照就很清楚了。Asch 的作業答案客觀明確，影響停在行為表面，撤掉壓力就恢復；Sherif 的作業沒有客觀標準，影響被內化，撤掉團體還留著。這兩個實驗常被並列，差別不在誰的壓力大，在情境曖不曖昧。

什麼時候人更容易從眾

從眾傾向不是固定的人格特質，而是會被情境條件放大或縮小的變數。

多數人的規模。 立場一致的人愈多，從眾性愈高。一個人幾乎沒有影響，兩個人壓力升高，三個人明顯攀升。但到了一定人數之後就出現天花板，再加人也不會更高。也就是說效果是邊際遞減的，壓力來自「被多數包圍」的感覺，不是人頭累計。

眾口一詞。 上面那個效果有個前提：多數人得立場一致。只要陣營出現裂縫，個體就會如釋重負。

Allen 與 Levine 的實驗設計得很漂亮。三組：控制組是多數全數同意；社會支持組有一位異議者說出正確答案；還有一組的異議者答得比多數人更離譜。結果是後兩組的從眾性都顯著低於控制組。

也就是說，降低從眾靠的不是有人給了正確答案，是「有人不服從」這件事本身。任何背離多數的舉動都會減弱從眾壓力，因為它鬆動了「多數一定對」這個前提。

少數人影響：為什麼改變總是從少數開始

歐洲的研究者曾批評北美的社會心理學過度強調從眾與多數人影響。他們的理由是，心智創新、社會變遷與政治革命，通常是知識淵博、口才無礙的少數人扭轉了他人的觀點。

Moscovici 等人的實驗情境幾乎等同 Asch，只是把比例倒過來：四位真正的參與者配兩位同謀。結果是少數人也能讓約三成的多數人至少做出一次錯誤判斷，但有一個關鍵條件——少數人的立場必須始終一致，而且不能教條或傲慢。

真正有意思的發現在後面。少數人造成的是私下態度改變，也就是內化，而不只是 Asch 那種公開順從。有時候多數人並沒有公開讓步，態度卻已經變了，而且改變常常要過一段時間才顯現。

為什麼會這樣？有幾種解釋。一是少數人促使多數人重新思考議題，就算說服不了，也擴大了可接受意見的範圍；相對地，沒有異議的多數人很少仔細重新檢視自己的立場。二是多數人為了顯示自己心胸開闊，願意好好把少數人的話聽完，卻沒料到認真思考本身就會動搖既有信念。三是即使論點薄弱，立場堅定的少數人因為展現了對抗多數的勇氣而贏得可信度。

這組對比很值得記住：多數人擁有贊同或反對的社會權力，但那種力量只能換到公開順從；少數人沒有那種權力，如果有可信度和勇氣，卻能造成真正的態度改變。

服從權威與 Milgram 的實驗

從眾講的是跟著多數走，服從講的是照命令做。

權威（authority）是某成員命令他人的能力。它來自社會系統賦予角色的權力，而不是個人特質——同一個人換了角色就未必有這種權力。警察的喝令、法官的判決、父母的指示、神職人員的告誡，都是權威，而且都有限定範圍、受規範約束。它還有一個隱性前提：得有其他人願意接受這個角色有權下令。

服從本身是中性的。它促成合作、維持社會秩序，能遵循指導的員工工作表現通常較好。問題出在無條件服從，尤其當命令涉及道德問題的時候。

Milgram 想知道的是服從的極限。他建立一個權力位階：實驗者扮演權威，命令參與者（教師）對隔壁房間的「學生」施予電擊，而學生其實是研究團隊的人。

透過報紙廣告招募的 40 位男性參與者，年齡介於 20 到 50 歲，職業各不相同。電擊機從 15 到 450 伏特，共 30 個等級，學生每答錯一次就升一級。75 伏特時學生開始呻吟，120 伏特痛苦大喊，300 伏特時絕望哀求放過他、說他不會再回答任何題目。不管參與者多擔心，實驗者只重複幾句制式口令：「實驗必須繼續進行」「你沒有選擇，你必須繼續」。

結果是 40 位參與者中有 26 位（65%）持續到最高的 450 伏特，而且沒有一個人在 300 伏特之前停手。

這不是因為他們不在意。多數參與者非常擔心學生的安危，隨著電擊量升高愈來愈坐立難安，有人冒汗、苦笑，有人哀求實驗者去看看學生的狀況。壓力很大，仍然服從。

基於保護參與者的倫理考量，這個實驗今天已經不可能重做。

哪些條件讓服從升高

服從不是必然的，抗命確實存在，所以問題變成：什麼條件會影響它。

權威的象徵。 制服或徽章會提高服從。在動物園進行的研究裡，穿管理員制服的實驗者比較容易被遊客聽從，Milgram 實驗裡的白袍也屬於這一類。

懲罰的能力與強度。 權威能不能懲罰不服從的人、懲罰有多重，直接影響服從的可能性。

監控程度。 實驗者坐在幾步之遙盯著時，服從的人約為電話遙控時的三倍。遠端的時候，有些參與者會偷偷只施輕微電擊或根本不電，既保住良心又不必正面抗命。

與受害者的身體距離。 距離愈近，愈能體會對方的痛苦，施予電擊的意願大幅降低。受害者就坐在旁邊時，服從銳減。

職位。 Kilham 與 Mann 用類似的情境，把角色拆成實際按下按鈕的執行者與只負責傳達命令的傳達者。傳達者的服從率是執行者的兩倍。

把這幾項擺在一起，會看到一個共同的機制：責任與心理距離。離受害者愈遠、不必親手執行、不需要負全責，人就愈容易服從。反過來也給出了方向——要降低有害的服從，可以拉近與受影響者的距離、強調個人責任、拿掉權威的象徵。

Arendt 對歷史暴行的觀察呼應了這一點：多數加害者並不是精神異常或虐待狂，而是承受著強大社會壓力的尋常人。這句話常被誤讀成「所以誰都一樣，沒有人要負責」。它要說的其實是反過來的：既然情境的力量這麼大，就更不能只靠個人的良心，而要去改變那些讓服從變容易的條件。

他人在場：社會促進與社會抑制

還有一種社會影響最單純，既沒有規範也沒有命令，只是有別人在場。

1898 年 Triplett 檢視腳踏車選手的紀錄，發現許多人跟另一人競爭時成績較好。他因此做了社會心理學最早的實驗室實驗之一：讓兒童盡快轉動釣竿上的捲線軸，有時兩人同場，有時單獨進行。

後來的研究發現，就算對方只是旁觀而不參與，也能促進表現。但事情很快變複雜：有研究看到他人在場時速度增加、正確性卻降低。

Zajonc 在 1960 年代中期提出解答，二十年後的後設分析確認了它：關鍵是作業的難易度。簡單或熟練的作業，他人在場會促進表現（社會促進）；複雜或還不熟的作業，他人在場反而阻礙表現（社會抑制）。

他的解釋是驅力理論。同類在場提高激發水準，而高激發會推動「強勢反應」。簡單作業的強勢反應通常是正確的，所以表現變好；複雜作業的強勢反應通常是錯的，所以表現變差。用觀眾在場時學習簡單迷津更快、學習複雜迷津更慢的實驗可以驗證。

「他就是沒主見」這幾句話在做什麼

從眾不是人格缺陷。 Asch 實驗裡的作業簡單到不可能答錯，從眾仍然發生，而且參與者心裡清楚多數人是錯的。這是情境壓力的強度問題，不是有沒有主見的問題。

「大家都這樣說」要先分清楚是哪一種影響。 在答案客觀明確的事情上跟著走，多半是規範式影響（怕被排擠）；在真的不確定的事情上跟著走，是訊息式影響（沒有更好的依據）。前者可以靠匿名決策改善，後者要靠補資訊。

「只有我反對也沒用」不成立。 研究顯示，打破一致性本身就能大幅降低其他人的從眾壓力，就算那個異議的內容不對也一樣。

服從的研究不是在說人性本惡。 它在說服從高度依賴情境：監控、距離、職位、權威象徵。把注意力放在這些條件上，比評價個人的道德品質有用得多。